一般读《史记》的人，定然不会注意《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这几个字——“洹水南殷墟上”。因为这几个字，夹在一个故事中，司马迁乃是叙事，只是叙事时涉及到一个地方，地方无名，只说“洹水南殷墟上”。故事大约是这样的，秦将章邯与项羽对峙，章邯内外受制，为秦之心动摇，故而欲投降项羽。项羽本不愿意，但也无法一口吃掉章邯的军队。于是，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这相当于两军要签订停战协议，必须约一个地方见面。地点由项羽来制定，“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双方结盟之后，章邯还给项羽哭了一鼻子，说赵高太坏了。事情颇为精彩稀奇，于是人多重其事。但《史记》短短一段文字中，却包含无数独特之处。第一，无地名，乃曰“洹水南殷墟上”。第二，字特别，“洹”这个字，无任何特殊意义，只是为了一条河水造了这么一个字。今日此水已不见，古称洹水，在河南境内，亦称“安阳河”。第三，词特别，“墟”字特别，此字指许多人家居住过而现在已经荒废了的地方，常用的词如“废墟”，古代将坟墓也叫墟。墟与殷相连，意义大不一样。楚汉之时，殷已远矣，而司马迁称“殷墟”，是何意呢？难道此地是殷之坟墓？此三件，在平常读书人那里，并不重要。但在考古学家眼前，无异于电闪雷鸣。中国过去几千年中，一直有一个传说被埋在地下，也许，它该静静地埋着，不显于世，才是归宿。但在近代史上，因为出现了一场文化较劲，而使得这个传说轰然出世。先说文化交量的事。王国维一肩撞开了甲骨文世界的秘密，而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可信，此后历经无数搜集挖掘，老派的学者，比如大部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家认为，从王懿荣时代开始，30年间，甲骨这玩意儿已经被挖掘一空，地下已无宝藏。王国维跳湖之后，此事更加无人能说得清楚。而其跳湖离世、梁启超病重日迫西山，留下了一个大隐患，那就是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似乎将要解散，赵元任要出国，陈寅恪独木难支。更重要的是，李济要走。李济虽然不在四大导师之列，是不是大师的大师，但他要成为大师之心终不死，即便他在清华期间一直奔波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中。而出身北大、从欧洲归国的傅斯年瞧准了机会，要与国学一干到底。此人是个彻底的新文化推进者，五四运动期间，他担任过游行总指挥，虽然受了胡适的影响，最终“急流勇退”，但那股子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的劲头尚在。据他的上司中山大学的校长朱家骅说，这是一个“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的人。他主持着中山大学文学院，广泛增进人才，无论中外，一律接纳，后来大名鼎鼎的顾颉刚、杨振声等均在列。哦，对了，还有鲁迅。鲁迅那时是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公当然也是“目空天下士”的人物，且那时正是一肚子气要撒。因为鲁迅那时候刚经历过北平“女师大风潮”，对包括胡适在内的一切“洋绅士”甚至没有好感。陈源、徐志摩、胡适等皆在鲁迅所骂之列。而傅斯年主持的这个文学院，恰有一个特点，即特别偏向“海龟”、“洋绅士”。而这些“洋绅士”们恰恰有一个习惯，都喜欢“攻击”人，当然，鲁迅也很有攻击性。顾颉刚等曾攻击过鲁迅。鲁迅大怒，立即还击，还击内容即是著名的《不是信》长文。傅斯年的“门下”有如此人，于鲁迅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鲁迅火冒三丈，对傅斯年说：“他来，我就走！”鲁迅辞职，离开了广州。那是1927年。但傅斯年的脚步并不停下，他去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陈寅恪同意了，赵元任也同意了。讲师李济没有理由不同意。但最吸引李济的是傅斯年的许诺，李济为中山大学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且一定要改正“口号将止于口号”的痼疾。这中间的过程，确实颇为复杂，极像撕逼。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震惊世人。因为这堆人都比较“激烈”，就像他们的口号一样，与一切传统文化作较量，甚至是决绝。比如，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等！其后，就是付诸实际，不要“口号将止于口号”，要干出一番事情来。于是，尤其是考古组，冒着被传统金石学家和器物学家的反对，依然依照司马迁的指示，去了安阳。这一去，24天，安阳殷墟名闻天下。其中的工作简述如下：发掘土坑40个，揭露面积280平方米；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余件；获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猪、羊等骨架出土。据说还挖到了“和尚坟”。因为主持者董作宾是书斋里走出来的，没见过骷髅头，便以为挖掘出来的头上无发的墓主人是一位和尚。因此又埋了回去。而李济、梁思永主持挖掘后，便注意到了人骨标本采集。时年33岁的李济，做出了重大而准确的决策，把中国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去。再次的发掘，除了更多的器物，三千余片甲骨，还有两大兽头刻辞和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即完整的刻满字的龟壳。陶片中发现了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质的彩陶。传说现世了，中国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一段历史与国际所谓的中国史前文化连贯起来了。司马迁看似随意的几个字，竟然是真的！用新的方法，举证了古老的传说。其间之神奇，令人感慨。李济在安阳之是，那时候李济之辈虽然知道这地下还有无数的宝藏，可是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1930年，河南冰雹成灾，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之后是旱灾，据一些资料记载当时河南境内“每天平均饿死一千余人”。李济所率领的殷墟发掘队又与河南地方势力为争夺器物而纠纷不断。紧接着就是中原大战，河南大地在血与火中颤抖，挖掘工作难以进行。而李济等并未灰心，离开安阳，转道山东济南城子崖，继续工作。结果，又一连传说都没有的文化现象——龙山文化现世。1939年，一个农民带着42个人，用了三个夜晚，从“洹水南殷墟上”的地下，挖出了一个重近900公斤的大鼎，即震惊世界的“司母戊方鼎”。而后又把它埋在了粪坑里，日本人死也没搜到。只是，那时候李济不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沿洹水踏上了殷墟，望着漫漫荒野感慨道：“来到这个地方，也看不到多少古啊。”但他又说：“不，来到这个地方，连土地都是古的！”这个地方，让传说变成现实，让朦胧之史清晰。实在令人惊叹，而且更坚定了中华文化之魂。但我们不应苛责传统派，过去几千年，这些传说也好好地在地下，孔子再圣，也不知甲骨文，但不代表他们不信。其实那些不动手的人，或者不讲科学的人，其实也相信，如魏晋时向秀的《思旧赋》便明明白白地说：“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他于几千年前，望的是殷墟之地，叹的是历史，毛泽东于现代望的也是殷墟之旷野，叹的也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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